乔纳斯·考夫曼自己的录音机总是打不开，无法为我们的访谈做备用录音。他昨晚刚演完《托斯卡》配资平台排行榜第一名，头发凌乱，身上穿着一件印着“Boss”logo的皱巴巴的T恤。他把录音机关了又开。如果是其他歌手的话此时可能就快要失态，但考夫曼则借故起身，走到隔壁房间，搞定了这个技术问题再回来。
他是舞台上最沉着冷静的表演者，当年有一次演出《托斯卡》时，饰演托斯卡的演员未能准时登台，他顺势唱出了“我们没有女高音。”（译注：“Non abbiamo il soprano”，这一幕发生于2016年4月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慌乱。我问他是否曾经失态过，他（沉默了大约四拍之后）回忆起来，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曾经在家把一张床的腿踢掉了。
那是他人生的低谷期。他父亲库尔特是个保险经纪，一直逼他好好学数学，找份正经工作。乔纳斯最终在小镇雷根斯堡找到了一个演出机会。而在他首次登台之前，库尔特因医疗事故意外去世。“我父亲不太赞同我的决定，他认为我在这方面没有前途。”考夫曼只说了这些。
在默默等待许久之后，2006年他终于从小糊咖一跃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男高音。纽约以他饰演的齐格蒙德一角为核心策划了一轮《尼伯龙根的指环》。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他也大获成功。威尔第和普契尼是他的拿手好戏，在马斯奈的歌剧中他则带来了最多的意外惊喜。2015年，他成为首位在逍遥音乐节闭幕之夜压轴的德国歌唱家，领唱《统治吧，不列颠！》，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
展开剩余78%2025年7月20日，乔纳斯·考夫曼在德国雷根斯堡的音乐节上表演。视觉中国 图
如今他年届五十，正处于人生的转折点。在我们这个即将在BBC广播三台播出的访谈中，他抛出了一个颇有震撼力的消息：此生再无意登上英国歌剧舞台献唱。像他平常那样，考夫曼即使在说“我一向非常圆滑”时，也面带微笑。我反驳他，他真的是个好人吗？还只是在演戏？考夫曼露出痛苦的表情。“不，这就是我，来我家看看，你就会明白这就是我的真实面目，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就是这样。”他如此抗议。
他说他很早就在萨尔布吕肯的地方歌剧院里学会了如何自立。当时他的妻子经常在那里担任主角，而他只能等待替补上台的机会。他如此抱怨：“每次我都得等到下午两点，像个奴隶一样，看看有没有人需要我。”2006年，他在大都会歌剧院出演了《茶花女》，之后又在科文特花园出演了《卡门》，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是导演梦寐以求的那种演员——无论是喜剧还是正剧都在行，不管是德语、意大利语还是法语都游刃有余。他不断学习新的角色，尽管这可能很枯燥。“前十场演出你会担心唱不到高音C。接下来的十场你又会因为重复太多次而感到彻底厌倦。还好，到了第三轮演出，你终于可以尝试一些新东西，不必再像个奴隶了。”
他非常厌恶如今这种需要提前数年邀约艺术家的体制。“这违背了艺术家的存在本质，你让一个画家为五年后的主题做准备，他肯定会嗤之以鼻，因为他连三个月后要画什么都不知道。他需要那种创作的过程。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创作非常困难，而且受到诸多限制。我再也不用接受这种现状了。我拒绝接受那些提前五年签订的合同。”他如此表态。
这种体制该如何改变呢？他叹了口气：“在大都会歌剧院的黄金时代，演出季开幕之夜结束后，鲁道夫·宾（译注：Rudolf Bing，1950年至1972年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会把参演的歌唱家们召集到一起，去街对面找个地方讨论他们下个演出季想做什么。歌唱家们都积极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创作的那种感觉令人兴奋。团队里几乎没人会退出。”
大都会歌剧院如今已成为历史：他不会再去那里了。“他们在疫情期间对待合唱团和乐团的方式让我非常痛心。那些人分文未得。音乐家们不得不离开纽约，或者搬回父母家。我做了一场线上直播音乐会，请求听众捐款。结果反响很差。”
他对科文特花园的决定也完全出乎意料。我问起他在慕尼黑和维也纳都演绎过并大受好评的《彼得·格莱姆斯》，他会在这里演唱吗？“伦敦还没人找我，”他简短地回答。他曾经很喜欢和安东尼奥·帕帕诺合作，但是“托尼离开科文特花园后，我的积极投入明显减少了”。他表示，这不是因为关系，而在于报酬。“你看到在伦敦的报酬的同时，也会看到像房租那样的离谱开销，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在伦敦的项目你简直必须带资进组。”
乔纳斯·考夫曼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本杰明·布里顿的歌剧《彼得·格莱姆斯》
这番话应该引起警觉。考夫曼并非唯一一个觉得伦敦不划算的票房明星。每一季的星光都比上一季黯淡。他低声说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得到应有的报酬，你明白我这话里的意思吗？”目前他的行程表上已无英国的其他演出安排。
这着实令人惋惜，因为格莱姆斯让他爱上了本杰明·布里顿的音乐。他透露：“下一步是参演《比利·巴德》，”并迅速补充，“我妻子说，绝对不能给我们的儿子看这部戏，因为我总是演得太真实了。”《比利·巴德》是一部讲述海军暴力事件的全男班底歌剧。考夫曼很可能会饰演船长一角，这个角色最初是为彼得·皮尔斯打造。看来我们要错过它了。
新冠疫情期间，他搬去了萨尔茨堡，并加入了奥地利国籍。他现在是蒂罗尔州小镇埃尔（Erl）一年举办两次的艺术节的艺术总监。“我不得不动用关系，请求别人帮忙，才请到一些人来——哪怕只来一次。只要他们看到演出酬劳……我们必须提供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质量。”
他现在总是用“是——也不是”来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打趣说他正在从一位敞开心扉的艺术家变成一位精于算计的艺术节经理。他目前正为聘请俄罗斯歌唱家这个棘手的问题而苦恼。他坦言：“拥有那种麻烦护照不是他们的错，而且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让自己的声带封冻五年。以前艺术家有特权保持中立。但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人都必须选边站队。”
他最头疼的是安娜·奈瑞贝科和气势磅礴的男低音伊尔达尔·阿卜德拉扎科夫，后者是克里姆林宫的顾问，最近被普京亲自授予“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称号。
考夫曼认为，歌唱家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酬劳停滞不动，唱片销量惨淡。“我真为下一代感到惋惜，我对年轻音乐家们说：只有当你真正热情如火时才付诸行动。能靠音乐谋生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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